2013年9月11日 星期三

林懷民....說舞

說舞,說人生

在那「造反有理」年代長大的我往相反的方向走去,越走越遠,讓父母擔驚受怕。直到晚年,他們才鬆了一口氣。父親常向人自我介紹:「我是林懷民的爸爸。」那時,我總要想起母親關切的「啊你呷飽未?」……
和舞者一起冒險犯難

林懷民指導吳義芳排練《明牌與換裝》。
(圖/謝安攝於1991年)
怎麼編舞?大家一起冒險犯難。
我早已放棄在家裡胡思亂想,到排練場卻無法實現夢中想像,徒然浪費時間的做法。一定要有舞者在我面前動,舞思才被迫啟動。有時沉吟半天只得三五動作,有時舞者的身體追不上我的嘴巴。基本上,編舞是回答問題:動左腳還是右腳,蹲還是立,走還是跑?不能想,就做做看,講的人流利,動的人流暢,忽忽有了舞句。如何「創作」出來?「當時已惘然」。
很多時候,我給舞者一些方向,大家即興,慢慢從這即興的材料理出一些規矩,讓大家的動作有統一的特色。雲門的身體,永遠在談重心,腳踩得很實,動作由內而外,從丹田、小腹開始動,這是雲門的一個動作的方式。做即興,要守住規矩,再出入規矩。我把舞者提供的材料刪修增減、濃縮延伸,然後我再發展,再請舞者延伸,像接龍。
整個創作朝一個大方向前進,細節可以有許多變貌。動作之外,音樂、服裝、燈光、空間這些因素參加進來,互相合作,或互相打架,最後加起來,一起跟觀眾對話。舞者對整個舞,特別對自己的部分,當然有他的想像。因為自己在演出,他們很少有機會看到完成的舞作。難得有機會(懷孕,生病,換別人跳的時段)看到了,常常嚇了一跳:怎麼變成這個樣子?我不坐在家裡想,沒有定論,只是反應眼前看到的,只要有時間,我總想把它處理得更好。所以,一齣演了十幾年的作品,我還在改。舞是活的,自有它的生命,觀眾看到的只是那一天的版本。
汗水總是把一個人清洗得很清澈
雲門徵選舞者,要身手矯捷、動作靈活之外,動作要有個性,你不會把他想成另外一個人。有特質的舞者,一看就明白,你看到的不只是動作,而是整個人。當然,學習的能力我們也很在意。所以,初選後,還會有兩個禮拜的集訓,觀察舞者是否可以嘗試不同質地的動法,而不是只能用他原有的方法動作。
舞蹈是很辛苦的勞動,汗水總是把一個人清洗得很清澈。要當舞者,要有非常純粹的心靈,才耐得了沒完沒了的訓練,同時也從自我提升中,得到快樂或是滿足。舞團的成員一起工作久了,包括讀書、練拳、打坐、舞蹈、演出、旅行、生活都在一起,久了以後,的確會長出一種類似的氣質。
一個人跳舞,要花很多時間整頓你的身體。要睡好、吃好、天天要上課。如果你沒有做這些事情,就算上台你也不開心。因為你沒有辦法得心應手。
女舞者
女性當母親之後就變得非常懂事。為母則強,我只能這樣講。關於身體跟生命,關於作為一個人,和一個女性的一切,完全被開發出來了。生小孩是移山倒海,把你身體弄得亂七八糟的過程,大破壞,大完成,非常非常辛苦,但這都在不知不覺中成為身體和生命的內涵,使她們更敏感,只要願意傾聽身體,都會成為更有表達力的好舞者。那樣激烈的突破從不發生在男舞者身上。
雲門女舞者生完小孩,都很快回到舞團。沒有人命令她們快速回到台上,時時要勸她們緩一緩,但她們渴望恢復正常的演出狀況。她們天天下苦工練功,強迫自己仰臥起坐,早上一百個,下班前再一百個,看得十分不忍。她們上天下海,就是一心要回到舞台上,往往產後兩三個月後就上台,從比較不吃力的舞段演起。從第一代舞者,鄭淑姬吳素君何惠楨他們那個時代開始,就是如此,已經成為傳統。
面對下一個舞還是發抖
人家叫我編舞家。我說,是嗎?我就過我的日子,做我當下必須做的事。報紙上的那個林懷民,我不帶回家。得了獎,面對下一個舞我還是會發抖。我比較關心怎麼解決發抖那個事情,不大記得得過什麼獎。
創作是不斷解決問題的過程
每次創作都會碰到僵局。我唯一能做的,唯有工作工作工作。從工作裡檢討。即使弄出一堆垃圾,翻一翻,說不定可以找到值得發展的材料。不能坐在那裡發急。不可以因此失眠,因為第二天頭腦不清楚,會作出更多錯誤的決定。不能停下。停下只會提供更多焦慮的時間。是的,藝術是苦悶的象徵。那是說動手創作之前,不是創作現場。創作是不斷解決問題的過程。
解決了一個問題,開始覺得順手時,要提醒自己別太歡喜,運氣常常走五步就用完了。創作,不浪漫,不是作夢。像莫札特那樣的人是非常少的。我剛好不是,不是科班又沒有才氣。我常想到米開朗基羅。一定是渾身汗臭的人。廢寢忘食,累了,合衣倒下睡。據說,鞋子穿爛,脫下時連腳底皮肉一起剝下來。我脫鞋,我一定洗澡,希望頭腦清明一點。其實,太清明,理智,也很危險,會做出很有道理,卻很無趣的東西。
到今天,我還是沒找到醞釀,進行創作的最佳狀態。只能發抖。同時,繼續工作。
所有的苦難都是值得的
每一場演出,我都像個警察或教官一樣拿著筆記本,記下什麼地方沒做好,像《流浪者之歌》演出近兩百場,竟然還有一堆筆記。有時是對舞的改善,有時是舞者,有時是幕落的時間晚了兩秒。有時,佛祖保佑,連我這個警察都變成一般觀眾,沉醉在台上的表演,沒有筆記。那時候覺得,所有的苦難都是值得的。
大場面戶外公演演完,一切順利,數萬人觀眾散去,沒有小孩被踩、沒有阿嬤受傷,我非常感激。那種時候,是困局了斷,完了一件事情。圓滿。
回到家,會喝一杯酒,一定要烈酒,是收驚。戶外演出是很緊張的。一旦下雨,大家都跑起來怎麼辦?謝謝揮汗服務的義工,這種事情從來沒有發生,謝天謝地。
我覺得作品不好,事情不順利,天經地義,要認命檢討。舞編得好,事情順利,都是佛祖保佑。這是我的生命哲學。
壞的演出也可以學習
即使一個壞的演出,你都可以學習到東西。壞的演出,因為你看得糊里糊塗,唉聲嘆氣,忽然有個東西亮出來,那東西讓你印象非常深刻。至少還有個事情是:學到你不該做的事情是什麼。
好的演出呢,常常是一片美好這樣過去,啊怎麼演完了。你知道,你編不出那樣的舞,你只能佩服。所以,壞的演出可以讓你學習到的比好的演出多。
未來

林懷民於八里。
(圖/陳敏佳攝於2013年)
我不能想像三十年後的雲門。也不相信,三十年後我還活著。即使還在,也不該囉囉嗦嗦跟年輕人攪局。目前,該做的事情都在做,特別是創作的人要培養,行政的力量要更強化。舞團必須活下去,我們對董事會有責任,對社會有責任。活下去,才能期待好作品。
我希望讓很多年輕人可以到淡水新家編舞。只要年輕人在,就會有新意、有新局面,用年輕的心情去跟新世代的觀眾講話。希望它仍然是除了劇院演出之外,仍然有戶外公演,仍然願意離開台北,去台北以外的地區,社區,學校去演出。這句話的前提是說,舞團創辦的初心,就是希望和社會有這樣的溝通。因為舞團是社會培養出來的一個單位,它應該跟社會有密切的互動,希望為社會帶來美感、驕傲、自信。
生命中最大的叛逆
1971年,台灣退出聯合國,保釣運動如火如荼。海外留學生對國民黨非常不滿,覺得政府很窩囊。
有一天我父親被派到美國考察,我陪他到紐約。他說那天下午要到聯合國抗議遊行,是政府組織的抗議活動,父親當然要去。我說我才不要去。我媽就說,這樣不好,你還是去。我就跟他們去了。車子到聯合國廣場時,他們被人接走了,我就跟他們說,等一等結束了我來接你們。
他們愕了一下,就被人帶往廣場那邊。我往相反的方向走。走過一條街,聽到國歌響起來。我停住腳愣在那裡。亂七八糟在街上走來走去。過了半小時後,我去接他們。抗議活動已經結束,人也散了,東河的風吹著,很多破掉的紙國旗在地上滾來滾去。那天本來說好,遊行後要帶他們去帝國大廈。我趕快去帝國大廈找人。天黑了,看台上沒有人。曼哈頓萬家燈火。
慌張,焦慮,回到飯店。母親開的門:「啊你呷飽未?」
兩位老人家從未跟我討論過這件事。在那「造反有理」年代長大的我往相反的方向走去,越走越遠,讓父母擔驚受怕。直到晚年,他們才鬆了一口氣。父親常向人自我介紹:「我是林懷民的爸爸。」那時,我總要想起母親關切的「啊你呷飽未?」
自由
我二十五歲那年,背著背包,從美國繞道歐洲回台。沒行程,亂亂走,莫名其妙到了葡萄牙海邊,那個叫作瀉湖的地方。在一個懸崖上面,無際的大海。一個草棚子裡,漁民烤了沙丁魚,給了兩片檸檬,一杯水。那是我吃過最好吃的東西。那是我自由之身。在沒有雲門的時代。
菩提伽耶的上師

林懷民於印度菩提伽耶。
(圖/張贊桃攝於2001年)
菩提伽耶大覺寺,晚上九點,廟清場了,大家魚貫而出。背後有一個人問說,您是台灣來的嗎?我轉過身,是一個喇嘛,卻講著漂亮的普通話。我非常驚訝,我說是呀,您哪裡來的?他說山東。山東人當喇嘛,這有點奇怪。我開始跟他聊天,請他到路旁茶座喝茶。
那是一月天,印度北方,很冷。
我說你是山東人,為什麼出現在這裡?他說,因為想去西藏當喇嘛,所以用幾年時間流浪、打工,終於到了拉薩,進了寺廟,負責在廚房煮東西,這讓他有飯吃,但他不隸屬任何仁波切,在僧團裡沒有身分。
幾年後,他決定去印度謁見達賴喇嘛。他從西藏邊界走走走,快到尼泊爾時被解放軍攔下,送回去關了一年。出來後又繼續走,再度被捕,又關了一年。第三次他穿越國境,到了印度。他帶著一個十幾歲的小喇嘛,從德蘭薩拉來到菩提伽耶參加法會。他們一路幫人誦經祈福,賺點小錢,有錢坐巴士,要不就走路。這一程,走了兩個禮拜。
我問他,你見過達賴喇嘛了?他說見過了,挺好的,也待了一陣子。那麼,接下來想幹嘛?他說想回西藏。回去不會被抓起來嗎?他跟我說,林先生,在哪裡都是一樣的。
我塞一點錢給他,他推了一陣子。我說請他為大家祈福,他就收了。走了幾步,我回過頭去看他,他把桌子弄乾淨,躺在那上面,把那單薄的袈裟蓋到身上,準備睡覺了。他真的是在哪裡都一樣。
他是我的上師。

(選自《打開雲門:解密雲門的技藝、美學與堅持》,果力文化出版)

【2013/08/19 聯合報】http://udn.com/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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